习近平主席对匈牙利国事访问成果文件清单

可以想象在这种格局下，区域贸易体系是怎样构建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背景。

这第三个方程的等号包含了很多学问。疫情促使中美之间形成了互补式复苏的格局——中国产出复苏快，美国需求复苏快。

制造业投资、基础设施投资、房地产投资规模到今年7月都呈断崖式滑坡，加上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连续数月下滑，中国目前经济面临着较强的下行风险。西方国家的市场经济已经运行很多年，河里原有的很多石头都被冲走了，所以西方国家只需通过了解流体动力学即西方经济学就基本上能了解这条河的流向。博士刚毕业时，我带着从书本上学到的很多经济学理论走进现实，发现理论与现实之间有很大的落差，就像是插头和插座不匹配。后来我发现，现实出现错误实际上是因为理论有问题，后来我慢慢形成了用理论和现实双视角观察中国经济的习惯。此外，土地财政赤字、政府基金预算赤字、地方政府非正规融资、地方政府专项债都在明显收缩，上半年财政收缩幅度大概占到同期GDP的7-8%。

如果你看不到河里的那些石头，你就不能理解为什么水流到这里会产生浪花甚至漩涡。中国经济运行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外循环来带动，如果外循环不好就会导致经济比较差。见不了朋友，只能和朋友网上聊天。

网络入侵、对系统运营商的信任问题以及数据保存的时间点等问题会造成额外的隐私风险。此前，减少或阻止病毒传播的最有效方法是开展大规模的医学检测，然后进行病例隔离、接触者追溯和对已感染人群接触者进行隔离。去不了健身房，只能在线进行一些锻炼。然而，当危机结束后，有些人会突然发现他们的国家已经不再是那个他们愿意生活的地方了。

但和以往一样，政策的具体细节和执行才是关键。诚然，在后疫情时代，个人的健康和幸福将成为社会追求的优先目标，因此技术监测的妖孽不会被封印。

在学术界，肖沙娜·朱伯夫等学者在研究中也表达了反乌托邦的问题。本章内容认为，新冠疫情将继续加快创新步伐，推动如火如荼的科技变革（它同样会对其他根本性全球问题和国内问题产生相当程度的影响），并为任何一家数字化企业或者任何企业的数字化业务带来涡轮效应。为了便于阅读，我们将其合二为一，交互使用（媒体文章也经常这样做）。他有句名言：如果没有希望，就不会有恐惧。

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的一切已经说明了这一点：世界各国纷纷采取新的安保措施，比如广泛使用摄像头，要求使用电子身份证，以及对进出员工或访客进行记录，等等。此外，我们也会通过多个角度，经常性地对比线上生活和线下生活的利弊。这里略举一例：2020年4月，面对疫情的肆虐，欧洲银行监管部门决定提高消费者使用移动设备进行支付的额度，同时降低了相关的验证要求（此前，根据这些验证要求，要使用Paypal或Venmo这些平台进行支付非常困难）。在疫情暴发初期阶段，许多国家（大多为东亚国家，也包括以色列等其他国家）决定采取各种形式的数字追踪技术。

在强制实行社交隔离措施的情形下，机器人被用于仓库、超市和医院等各种场合，完成货架扫描（人工智能在这一领域已经有了很多应用）、保洁和配送（机器人配送很快会成为医疗供应链中非常重要的环节，并会促进食品杂货和其他生活必需品的无接触配送）等各类活动。在疫情最严重的时刻，这一技术展现了工作效率，有效应对了工作量激增的问题，赢得了各方支持。

数字追踪已经成为公共卫生领域最敏感的话题之一，这并不奇怪，因为它在世界范围内引发了关于隐私问题的严重担忧。如果社交隔离持续下去，我们就需要更多地依赖数字平台来沟通、工作、寻求建议、订购商品或服务，然后原本一些根深蒂固的习惯就会被慢慢取代。

几乎在转瞬之间，大多数事物都实现了电子化：电子学习、电子商务、电子游戏、电子书籍、电子考勤等。诚然，在当今世界，人类不能太靠近彼此，也愿意减少彼此之间的互动交流，这就给自动化技术创造了很好的生存土壤。但是，统治者以及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控制技术并发挥技术的价值，同时维护好每个公民和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和自由。这两种技术都不能提供奇迹般的解决方案，彻底阻止病毒的传播，但是它们可以近乎实时地发出警报，助力相关部门尽早采取干预措施，限制或控制疫情传播。）但与此同时，对于疫情期间被迫采取的许多科技行为，我们会越来越熟悉，越来越得心应手。此外，为了减少员工面临的健康风险，机器人和人工智能随时要派上用场。

此外，有些经济体还强制要求入境旅客和处于隔离期的人佩戴电子手环（香港特别行政区），旨在向那些容易感染的人群发出警报。但此次疫情期间，几乎世界各国突然之间都放松了这些监管，这主要是因为它们别无选择或者没有更好的对策。

这里仅举几例：在经历了技术故障并且招致隐私保护活动家的批评后，英国彻底改变了态度，决定用苹果和谷歌开发的模式取代其自行开发的追踪应用程序。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就是其中之一。

未来数月甚至数年，公共卫生福利和个人隐私之间的权衡关系需谨慎拿捏。长期以来，政府部门一直倾向于延缓新技术的应用步伐，它们花费了过多的精力来构思最佳监管框架，但是正如目前远程医疗和无人机送货所展示的那样，生活所需会加速推动这一转型。

[5] 这里要再次强调一下，我们正面临一种快速变化、剧烈动荡的形势。如果企业和政府开始大量获取我们的生物数据，它们对我们的了解就会远远超过我们自己，然后不仅能够预测我们的感受，而且能操控我们的感受，向我们肆意销售一切——可以销售一款产品，也可以推销一名政客。在有些领域，相关技术已存在多年，但一直受制于监管政策，因而未能取得快速进步。无法在咖啡机旁和同事闲聊，只能对着屏幕和他们沟通。

[1]该书出版后的4年来，科技发展可谓日新月异。无论是此前不久还很敏感的领域（比如远程医疗和无人机配送），还是更加常见、保护更充分的监管领域（比如移动支付），都将从这一趋势中受益。

如果疫情在超级传播的环境（如住宅小区或家庭聚会）下暴发，这两种技术就更能发挥作用。采用了这些应用程序的国家不足30个。

挪威因隐私保护问题，暂停了应用程序的使用。由此可见，监管态度的变化有助于数字化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普及。

随着合成生物学前景在望，基因学的创新发展也令人十分振奋，为医学的突破性发展奠定了基础。但是，自愿式追踪应用面临一个问题：它们的确注重保护用户隐私，但只有用户参与度足够高的情况下才有效——这一集体行动问题再次凸显了现代生活在倡导公民权利和义务的个人主义外表下，具有深度互联的特征。如此一来，感染链条可以大大缩短，甚至被完全切断。比如，我们可能会觉得，面对计算机屏幕参加一个自行车课程不如现场和大家一起上课那么欢乐有趣，但是当健康问题成为优先考量，我们就会觉得在家安全得多（也便宜得多）。

这款应用似乎完美地平衡了疫情防控效率和公民隐私保护，它将用户数据保留在手机上而不是服务器上，并设置匿名登录。这两家公司也明确表明，它们的技术不会提供给公共卫生机构，除非这些机构能够遵守它们的隐私保护指引。

各国可以实施共同的标准和规范，在欧盟尤其如此：许多公民担心新冠疫情会迫使他们在隐私和健康之间进行两难选择。从以上几页内容中可以看出，毋庸置疑，新冠疫情会开启积极开展卫生监测的时代，其主要的推动因素包括能够锁定位置的智能手机、人脸识别相机以及能够识别感染源、实时追踪疾病传播路径的其他技术。

企业 新冠疫情消退之后，社交隔离措施可能会以某种形式长期存在，因此各行各业的企业都有理由加快发展自动化。这必然会引起深刻的监管和隐私问题。